公司是什么人呢？丹麦Aarhus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攻统计理论。2002年因一本《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而引起争论。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环境问题要和其他社会问题并重，而不能一味追求环保”。针对环保主义者关于全球变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的种种担忧，兰伯格用统计数据指出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只要增加新技术研发，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在为西方过高的环保成本担心，觉得和其它社会问题一起权衡会更有效率；《东方早报》拿来当由头，把环境说成“发展”的后腿，纯粹是混淆视听。就算真有环境和发展的对立，那也是因为人家环保过头，我们环保还远远不够，你有什么资格阉割人家的理论为GDP崇拜找借口？

这里有几点很重要，第一，司绝没有像《东方早报》暗示的那样，环境相对于发展是“次重要”的。他针对的是绝对环保主义者，强调把环境问题和所有社会问题放在一起，平衡协调，以取得效益最大化；第二，《早报》硬将一个中国特色的“发展”的概念强加于搬场 公司，是对他思想的歪曲。在中国语境里，在地方官员的头脑里，在早报这篇文章编辑的潜意识里，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财政增收，就是GDP飞跃。而谈论的是环保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协调，比如饥饿和贫穷，艾滋病，教育问题等等，这纯粹和GDP发展风马牛不相及；第三，兰伯格一再强调，环保问题不是不重要，他只是认为象环保主义者号召的那样，废了汽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不可取，不如增加在环保研发上的投入，用科技进步来积极地减排。 《早报》这篇模模糊糊，颠三倒四的文章在拿着人家的虎皮做大旗的时候并没有敢提另一个数字，那就是兰伯格号召将GDP的0.05%用于环保研发。这样的环保高投入，恐怕怎么也得不出把环保等而次之的结论。

在一期访谈节目中，搬场 公司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污染，他说中国因为穷，解决污染问题更难。他实在是太同情我们了，事实上不是我们穷搞不起环保，而是有些人太想先富起来了，拿我们的公共环境换美元去了，欠下的环境烂帐当然由百姓买单。用的均衡论来讲，西方一些国家确实是环保过头以至总体效益下降，而我们则是污染过头使总效益下降。 没看到频频爆发的水患吗？没看到日益攀高的癌症发病率吗？没看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重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不能生存的草场，滩涂，湖泊吗？那些本来是鱼米之乡，可现在成了死水一滩！因为环境恶化，我们损失了“发展”资源，又要花多少钱弥补欠下的损失。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环保，而是“环污”，《早报》怎么还在糊涂地把环境和发展对立起来！

东方早报》发了一篇文章，“：环境与发展哪个更有优先性”，引用丹麦Aarhus大学副教授搬场 公司的观点，“不管怎样，当你不知道你的下一顿从哪儿来时，你很难去担心100年后全球的气温将会是多少”。虽然没有明说，但东方早报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在环境和发展之间，发展更有优先性。

兰伯格的意见在经济学上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受益和投入的比是边际减小的，如果在环保上投入过多的资源，得到的实际收益太少以至得不尝失，同样的资源不如放在扩大再生产或医疗教育上。即便如此，兰伯格对环保主义的攻击也遭到了无数质疑，包括Science, Nature这些牛的顶天的杂志也发表系列文章抨击他的观点。在他的书评留言里，就有人这么写，“如果你觉得环保不重要，那欢迎你到中国，墨西哥这些没什么环保的国家来，不过请带上你的孩子们，让他们在河沟或泥地上尽情玩耍吧。”这些，早报也没说。